另一方面，负责法庭审判的法官为避免批捕法官承担错案责任，而不得不将那些证据不足的案件作出有罪裁决。

可见，言论、出版等自由表达的权利，是宪法对人们应有的自然权利[6]的确认，这类权利既然在直接宪法中得以承认，且与是否存在相关法律无关，因而可以视为是一种更高级的权利[7]。[8] 在法律意味着努力调整和稳定社会关系的社会中，对宪法形式的尊重起着一种重要的政治作用。

如规定最低生活标准、提供福利保障、实行义务教育等等。不仅如此，由我国现行宪法的文本就径直推出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同样没有宪法文本上的依据。（四）残疾军人、军属、烈属（第 45 条）。因此，制定商法规范作为商人的特别法是与事物本身相关而不是与等级相关，因为在商业自由和经营自由的标志下，这些职业并未被表述为封闭性的人员群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商人，并由此而同这些专门的职业规定打交道。在谈到《欧洲人权公约》有关权利的规定时，学者就指出：尽管并不存在权利的等级，公约中所规定的那些权利还是可以被分成两大类别：一为无条件的权利，其中有一些是不可克减的。

三是表达自由，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见，虽然我国《宪法》第 33 条第 3 款新增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但从该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似乎不能推出外国人的权利也在人权保障范围内的结论，所以，这条规定应当移入总则之中，以之作为基本国策而昭示外国人和本国公民的平等。下面依次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

以下对审判前阶段和执行环节的监督方式做出具体分析。而在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之后，检察官将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提出诉讼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参与法庭上的举证、质证和辩论，督促法院作出权威的裁决。所谓定罪公诉，是检察机关通过提交起诉书来申请法院对被告人加以定罪的诉讼活动。可以说，对侦查机关提出的逮捕申请进行审查并做出决定，这将是我国检察机关所行使的重要法律职能。

这是因为，负责审查批捕的检察官不仅要查阅案卷材料，提讯犯罪嫌疑人，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证据活动，还要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为维护法院司法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未来的再审抗诉应当受到适度的限制。

在审判前阶段，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确保那些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对那些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则及时将其过滤出诉讼程序之外。这种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既会导致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任意限制或剥夺个人基本权益，也会促使侦查机关为证明所采取的上述措施的合法性，而迫使检察机关对不够起诉条件的案件提起公诉，迫使法院对本不构成犯罪的案件作出违心的有罪裁决。但是，仅仅将逮捕的批准权交给检察机关行使还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两种纠正行政违法行为的行政检察活动中，前者属于检察机关优先选择的途径，后者则属于最后的救济手段。

二是对于不符合提起公诉条件的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或者作出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检察机关行使司法审查权，是由其司法机关的地位所决定的，也是代表国家利益、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制度保障。检察机关发现侦查机关、法院和执行机关存在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可以加以纠正。结果，法院在确定违法所得的过程中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检察机关无法通过发动诉讼、参与诉讼过程来对法院裁判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

司法审查职能的扩展 所谓司法审查，是指司法机关对于涉及限制或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强制性措施，通过审查其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来发布许可令状，实施司法授权，解决程序争议，并提供相应的司法救济。为有效行使这一职权，检察机关需要履行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能，并要按照司法改革的发展趋势和检察制度的基本规律，对这些法律职能进行相应的调整或者重构。

再次，应当扩展司法审查职能，也就是对侦查机关所采取的强制措施、强制性侦查行为以及强制性财产处分行为，都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尤其是最高检察机关，遇有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重大错误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适用法律错误的案件，应当站在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立场上，提起抗诉，启动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程序，从而为全国法院的审判树立一个法制标杆。

当然，为避免这种再审抗诉被随意提起，我国三大诉讼法都确立了一些特别制度安排，如只有上级检察机关才可以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决提起抗诉，只有最高检察机关才可以对全国各级法院的生效裁决提起抗诉。但是，对侦查机关所作立案或者不立案决定的审查和纠正，意味着检察机关站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角度，维护国家公诉权的统一行使，保障法律的统一实施。而从提起抗诉的理由来看，检察机关对于那种事实认定确有错误的案件，固然可以继续作为提起抗诉的根据，但是，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的案件，应当逐步成为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重中之重。未来，随着刑事司法改革的继续推进，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的刑事诉讼中，凡是需要没收、追缴涉案赃款赃物的，检察机关都应提起一种没收违法所得之诉，启动这种没收违法所得的裁判程序，并督促法院作出有利于本方的裁决，对于确有错误的裁决还可以提起抗诉，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检察机关甚至还在进行审查批捕听证程序改革试验，由负责审查批捕的检察官主持，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同时参与，对案件是否达到逮捕条件、是否具备逮捕必要进行面对面的举证、质证和辩论。近年来，无论是最高检察院还是省级检察机关，都通过抗诉或者提出检察建议的方式，启动了最高法院或者各省各级法院的再审程序，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纠正了一些确有错误的民事或行政案件。

而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提起公诉的方式，来督促法院作出正确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向法院提交一份没收其违法所得的申请书，法院确定6个月的异议期，允许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

面对上述一系列涉及检察机关法律职能问题的改革实践，我们与其固守原来的一些理论观点，在法律监督的正当性以及法律监督的途径等问题上钻入理论的牛角尖，做出一些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的理论争论，倒不如认真地关注当前正在得到全面推行的改革，从中发现我国检察制度发展创新的新契机。三是对于侦查机关存在刑讯逼供以及其他违法收集证据行为的，检察机关可以做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不再将侦查机关非法收集的证据作为逮捕和提起公诉的根据。

二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可见，这类案件的侵权主体通常是依法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如环境保护部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它们或者存在违法行使职权行为，或者存在不履行职责的不作为现象。

首先，检察机关对于那些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交的起诉书可被视为定罪申请书，检察机关移交的案卷材料可被视为旨在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通过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来承担证明责任，并力求达到法定的最高证明标准。其次，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家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这是现代法治的要求，也是司法公正的标志。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于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案件，作出不批捕的决定。毕竟，在一审裁判作出之后，控辩双方还可以通过行使诉权的方式，申请上一级法院给予进一步的司法救济。

但在我国司法体制下，法官并不参与刑事审判前的诉讼活动，对于侦查机关的所有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也不享有司法审查权。（一）提起刑事公诉 在刑事诉讼中，通过提起公诉来启动刑事审判程序，是检察机关行使刑事追诉权的主要方式，也是检察机关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主要方式。

而代表国家和社会提起公诉，通过行使诉权的方式来启动司法裁判程序，督促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做出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司法裁决。其实，检察机关与其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转隶而忧心忡忡，倒不如转变观念，争取将监察委员会的各种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使其受到检察机关的合法性审查，避免这些侦查行为的滥用。

在维护刑事诉讼法有效实施方面，检察机关与法院面临着谁更有权威的问题。二是生效裁判的执行环节。举凡逮捕、羁押、保释、搜查、监听、查封、冻结等强制性处分措施，都要接受预审法官、侦查法官或治安法官的司法审查。（二）提起公益诉讼 在提起刑事公诉之外，检察机关还可以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

最后，对刑事诉讼监督职能进行重新构建，将诉讼监督的重点放在两个环节：一是立案、侦查等审判前的刑事追诉环节。在传统的检察理论中，抗诉被笼统地定性为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活动。

但在普通民事诉讼和普通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对于未生效裁决是不能提起抗诉的，而只能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提起抗诉。负责审查批捕的检察官越来越被视为中国式的预审法官，做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数量逐年增加。

迄今为止，通过一系列的刑事司法改革，我国的刑事公诉已经分离出三种基本形态：一是定罪公诉。刑事诉讼监督职能的转型 基于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法律监督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诉讼监督的原则，强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全过程享有法律监督权，也就是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的合法性进行监督。